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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Government and Economics)，是经济学的新分支，聚焦政府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研究其行为及背后的激励机制，旨在改善政府激励，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简而言之，把政府的激励搞对！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一门有用的学问
李稻葵;<正>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研究政府作为现代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直接参与者的行为及背后的激励机制的经济学新分支。概括来讲,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属于经济学三大分支里的一个新分支。经济学的第一大分支是微观经济学体系,侧重于个体经济行为以及相关福利的分析,最经典的就是一般均衡分析。第二大分支是宏观经济学体系。宏观经济学认为,个体行为之间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会产生正反馈。比如一部分人看到房价上涨,就会跟风买房;一个企业增加固定资产投资,会带动劳动力市场繁荣,拉动资本品市场需求,进而带动其他部门、其他企业一同繁荣。这就是宏观经济学最基础的机制:个体行为之间的正反馈效应。
论加密货币的局限性及区块链技术的发展前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埃里克·马斯金;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加密货币与区块链技术，核心观点是加密货币难以取代主权货币，而区块链技术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近年来，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快速发展，加密货币正逐渐成为不容忽视的新兴数字资产，这对政府职能与角色的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本文指出，加密货币难以成为主流货币，尽管其受到广泛关注并在一些国家得到应用，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尚不足以构成对主流货币体系的实质性挑战。主要原因在于，加密货币价格波动剧烈，因跨境监管缺位易被用于非法交易，并未创造出此前货币体系所不具备的全新职能，也难以充分发挥货币的各项既有职能。此外，加密货币还削弱了传统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影响融资资源配置，容易导致杠杆过度累积并引发金融风险。然而，作为其底层架构的区块链技术则大有可为，在选举、医疗、物流及拍卖等诸多领域拥有广阔的应用前景。最后，本文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视角分析，认为在区块链技术与加密资产兴起过程中，政府应调整其职能与角色，从直接投入财政资源、深度介入，转向聚焦审慎监管，有效约束过度杠杆化行为，防范金融风险的累积与扩散。
主权政府间协作应对逆全球化:马来西亚作为连接器国家的案例及理论分析
郑江淮;姜青克;本文认为，在逆全球化浪潮下，主权政府间的协作正推动着一批“连接器国家”的兴起，马来西亚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连接器国家的作用，在于将部分生产环节从原生产国转移至第三国，再将产品出口到最终需求国，以此重塑全球生产链。中马“两国双园”联合合作理事会机制就是主权政府之间协作的案例。这为相关国家应对逆全球化尤其是美国带来的关税冲击提供了缓冲。本文发现，2018年美国对华加征关税后，马来西亚通过“连接器国家”效应重塑了全球生产网络。基于2012—2024年中、马、美三国的细分贸易、增加值贸易及对外直接投资数据，结合三国两阶段异质性企业生产模型，本文识别出关税冲击下三方生产与贸易的结构性重构，并揭示其动态演化机制。经验分析表明，关税冲击下，贸易和投资呈现出“中国中间品—马来西亚加工组装—美国终端市场”的三角分工格局：中国对美出口下降17.2%,对马出口增长53.7%,马来西亚对美出口增长32.8%。中间品与资本品是核心载体：中间品占中国对马出口的60%以上，中间品和资本品合计占马对美出口的近90%,表明相关贸易扩张并非完全由简单转口贸易所能解释；马来西亚出口中的中国增加值占比稳定在6%左右，中国增加值借道马来西亚间接进入美国；中国对马制造业垂直型直接投资持续流入，与中间品贸易形成互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进一步降低了区域贸易成本、强化了连接器国家效应。半导体产业贸易变化的案例为“中国设备输出—马来西亚产能扩张—对美出口增长”的垂直分工链条机制提供了有力的实证支持。理论模型显示，美国对华关税上升降低了企业采用连接器模式的生产率门槛；引入东道国本地供应商集聚与学习效应后，产业转移呈现“先互补、后替代”的动态特征：初期中国中间品出口随海外产能扩张同步上升，本地配套达到临界规模后，本地生产将逐步替代进口，阶段性出口繁荣与长期产业链外移风险并存。本文对真实生产再配置与贸易转口进行了区分，统一解释了贸易与投资的阶段性互补等现象。研究表明，中国从关注出口总量转向关注关键中间品竞争力与国内增加值留存，可有效防范制造业空心化风险。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视角下的中国财政理论
马海涛;政府与市场关系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议题之一，财政制度作为连接政府行为与市场运行的重要制度安排，是理解二者关系的重要理论视角。本文从政府与市场关系演变的视角，系统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财政理论的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本文考察了西方主流财政职能理论和财政联邦主义在解释中国财政实践方面的局限性，进一步提炼了中国财政学的学科特征，同时以经济学基本规律为基础，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和综合交叉特征。据此，本文围绕新时代财政运行中的政府间财政关系、预算治理、财政金融协同等重要议题，在提出具体改革建议的同时，指出构建财政学自主知识体系应坚持理论创新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在总结制度经验的基础上提炼具有一般解释力的财政理论。
历史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董志勇;毕悦;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是贯穿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治理效能的现实议题。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想论争与实践探索历程，以完整呈现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认识和演变规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轻重论”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思想和以“善因论”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思想，其中前者在盐铁专卖、常平仓等制度中得到了大规模实践；随着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呈现出更为灵活的互动调适关系。近代以降，在救亡图存的现实任务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经历了从晚清民初被动的自由放任，到20世纪30年代统制经济思潮勃兴，再到20世纪40年代混合经济思想萌生的曲折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并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未来，为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坚持制度创新和风险防控并重，使政府真正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者。回顾数千年历史，中国始终在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智慧，也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借鉴。
历史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董志勇;毕悦;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是贯穿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治理效能的现实议题。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想论争与实践探索历程,以完整呈现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认识和演变规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轻重论”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思想和以“善因论”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思想,其中前者在盐铁专卖、常平仓等制度中得到了大规模实践;随着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呈现出更为灵活的互动调适关系。近代以降,在救亡图存的现实任务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经历了从晚清民初被动的自由放任,到20世纪30年代统制经济思潮勃兴,再到20世纪40年代混合经济思想萌生的曲折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并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未来,为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坚持制度创新和风险防控并重,使政府真正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者。回顾数千年历史,中国始终在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智慧,也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借鉴。
什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李稻葵;埃里克·马斯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新分支，旨在研究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以及驱动这些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系统分析和解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目的是推动改革，把政府的激励搞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政府的经济规模与经济职能大幅扩大。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工业革命前的10%左右上升到今天的35%左右。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其快速崛起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性。反观现有的各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简单假设政府的行为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认为政府是自利性行为主体从而必然出现政府失灵，均忽视了需要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概括总结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大理念，即：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行为是由其激励机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案例研究、理论推理、统计研究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希望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应该做什么——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视角
菲利普·阿吉翁;人工智能是自动化技术的最新形式，正被逐步应用到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机制，本文预测人工智能革命将像历史上的电力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提升企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这轮技术革命也可能会带来熊彼特式增长困境，加剧收入不平等，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冲击。因此，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冲击，包括实施鼓励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改进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再分配，以及进行多维度的国际合作。
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的案例
史晋川;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要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中温州、义乌、杭州等地的发展案例，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及发展空间战略转换中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与旧体制冲突下，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强调政府应全面正确地认识企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赋能型政府理论与赋能型产业政策
黄先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广泛共识，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体现非价格扭曲性、非有偏选择性、非以邻为壑性(多边双边友好性)特征的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将有效赋能市场主体，促进创新和发展。与通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同，赋能型产业政策通过中立、公平、普遍赋能，有效避免了前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机构被俘获的问题，可以被称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第三大宏观政策。该政策在中国不少地方已经有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有效推动了技术、产业和模式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
范子英;税收不仅是政府筹集财政收入的工具，也是连接政府与市场、塑造地方政府行为和市场结构的重要制度安排。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企业税收为主体、以生产地征收原则为核心、以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等共享税为支柱的税制结构，在相当长时期内与地方竞争、官员晋升激励和产业政策相互配合，推动了招商引资、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扩张和产业集群形成。但在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后，房地产市场收缩、价格水平低位运行、平台经济和灵活就业扩张、传统工业利润承压，使这一税制结构的激励效应出现扭曲。当前宏观税负持续下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规模扩大，地方财政自主财力不足，而地方政府仍“重生产、轻消费”,主要围绕企业和生产环节配置资源，对公共服务、居民福利和消费环境投入的积极性不足，这会通过产能扩张、价格竞争和出口依赖影响宏观经济结构，表现为消费不足与内卷式竞争等经济现象。本文从当前财政运行压力的主要现象出发，分析税制结构背后的政府激励机制的宏观后果，据此提出下一轮财税改革的核心不只是财政收入从哪里来，更需要借此重塑地方政府的发展激励。未来改革应从企业单部门激励转向企业-居民双部门并重，稳步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适度下划地方，改革地方附加税并增强地方自主财力，深化个人所得税综合化、家庭化和居住地化改革，构建适应平台经济、灵活就业和资金流征管的新税制，在改革中处理好效率、公平与财政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推动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在新的发展阶段持续发力。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何产生、如何治理
马光荣;徐艾静;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国地方政府举债呈现出若干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地方债占比远超中央、显性与隐性债务并存、资金投向高度集中于投资性支出。这一格局内嵌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经济增长，形成于快速城市化的特定阶段，其根源在于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央地财政关系的非对称格局与地方官员的增长压力，构成了举债冲动的内生激励；独特的土地制度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实质性影响力，赋予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客观能力；而在内需持续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政策依托地方执行的“地方化”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向地方层面的累积。地方债务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依赖性。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债务融资的公共投资兼具短期稳定经济与长期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而随着基建投资边际回报递减、挤出效应累积及财政金融风险交织加深，其负向效应在当前发展阶段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管理框架，更关键的是要推动激励相容的制度重构。其核心在于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此构建长效机制。这不仅是当前中国财政治理的核心命题，也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
地区竞争与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
周黎安;围绕经济发展的地区竞争是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关键元素。在梳理和总结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地区竞争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及制度成因，指出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地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量。然后，本文探讨了地区竞争对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聚焦于三个独特影响：一是塑造了集公共性、竞争性与市场性于一身的地方政府；二是打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政府—市场关系；三是促成了地区增长联盟和政企之间基于政绩—业绩纽带的合作关系。
平台经济中流量市场的竞争逻辑与监管框架——基于注意力经济的分析
王勇;数字技术快速发展正在重塑政府与市场关系，如何在促进平台创新的同时有效监管平台、维护市场竞争，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政府与市场经济学面临的核心问题。数字平台竞争日益表现为围绕用户注意力资源展开的流量竞争，而现有研究对流量作为新型竞争资源的形成机制、运行规律及治理逻辑缺乏系统分析。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视角出发，将流量界定为平台在一定时期内汇聚并能够进行商业配置的用户注意力资源总量，并系统分析流量市场的运行机制、市场失灵问题及治理路径。研究发现：随着互联网用户规模和使用时长逐渐趋于稳定，中国流量市场的存量竞争特征日益突出，平台竞争的核心由获取新增用户转向争夺有限注意力资源，平台通过会员体系获取流量、通过算法推荐配置流量。与此同时，流量市场存在流量配置扭曲和过度补贴等典型市场失灵问题，其影响逐渐向实体经济传导。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平台治理应由传统产品市场监管进一步拓展至流量市场治理，监管应在关注平台规模和市场份额的同时，以维护流量市场的可竞争性为目标，并围绕流量市场重新认识平台竞争特征，完善相关监管制度，推动平台以更加透明、公平的方式履行流量市场治理责任。随着智能体逐步成为新的流量入口和流量配置主体，流量市场竞争机制和政府监管对象也将进一步发生变化，维护智能体时代流量市场的开放性和可竞争性将成为未来数字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
历史视野下的政府与市场关系
董志勇;毕悦;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既是贯穿中西方经济思想史的重大理论命题，也是关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和治理效能的现实议题。本文从经济思想史的长时段视角出发，系统梳理了古代中国、近代中国及新中国成立后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思想论争与实践探索历程，以完整呈现中国对这一问题的核心认识和演变规律。中国古代形成了以“轻重论”为代表的政府干预思想和以“善因论”为代表的自由放任思想，其中前者在盐铁专卖、常平仓等制度中得到了大规模实践；随着唐宋商品经济的发展，二者呈现出更为灵活的互动调适关系。近代以降，在救亡图存的现实任务和西方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中国学界经历了从晚清民初被动的自由放任，到20世纪30年代统制经济思潮勃兴，再到20世纪40年代混合经济思想萌生的曲折探索。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转变，并在新时代背景下积极推动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的有机结合。未来，为更好地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挑战，我国应坚持制度创新和风险防控并重，使政府真正转变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供给者。回顾数千年历史，中国始终在政府干预与自由放任之间寻求动态平衡，为破解这一世界性难题贡献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思想智慧，也为后发国家现代化转型提供了独特的历史借鉴。
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
陆铭;本文围绕AI时代是否会改变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包含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互补效应与收入效应，并由此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AI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不会走向去中心化，相反将进一步强化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大城市、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服务业将成为AI时代人类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人机协作能力、社交能力与城市生活经验将成为劳动者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AI时代中国城镇化进入的新阶段及其治理内涵，并指出中国当前同时存在服务业占比偏低与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双重不足，AI时代就业服务化将推动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政府治理的重点需要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土地开发与制造业扩张，转向人口吸纳、公共服务供给、数据开放协同与社会保障重构，这就要求政府对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应大力推进普惠性AI战略，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教育体系向人机协作能力培养转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动新一轮城市更新，以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治理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