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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Government and Economics)，是经济学的新分支，聚焦政府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研究其行为及背后的激励机制，旨在改善政府激励，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简而言之，把政府的激励搞对！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应该做什么——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视角
菲利普·阿吉翁;人工智能是自动化技术的最新形式，正被逐步应用到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机制，本文预测人工智能革命将像历史上的电力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提升企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这轮技术革命也可能会带来熊彼特式增长困境，加剧收入不平等，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冲击。因此，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冲击，包括实施鼓励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改进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再分配，以及进行多维度的国际合作。
美元国际地位下降酝酿全球重大风险: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分析
肯尼斯·罗格夫;当前全球金融体系正处于关键拐点，全球经济格局经历深度调整，国际货币体系面临重大变革。本文围绕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历史变迁、美国债务化解路径、央行独立性、金融监管及人民币国际化等问题展开分析。研究表明，美元当前虽仍居主导地位，但影响力正逐步减弱，国际货币体系正向多极化演进。当前人民币国际化水平有限，增强汇率弹性有助于推动其国际使用，并推动全球货币格局重塑。随着低利率时代结束，美国债务压力日益凸显。同时，美国国内政治干预正持续削弱美联储维持物价稳定的政策独立性与执行效力，叠加地缘政治动荡，有可能酿成具有全球性外溢冲击的系统性风险，进而演变为全球经济与金融体系共同面临的重大危机与挑战。在此背景下，有必要进一步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持续推进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开展更具针对性的政策设计，并做好更具前瞻性的风险应对准备。
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的案例
史晋川;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要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中温州、义乌、杭州等地的发展案例，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及发展空间战略转换中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与旧体制冲突下，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强调政府应全面正确地认识企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地方政府如何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圳模式的演化
唐杰;围绕政府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手交给市场，另一种则认为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前提是政府的行为要有边界，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且政府的激励要搞对。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深圳市政府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深圳市政府如何在保持合理边界的情况下，通过设计正确的激励机制，从而与市场协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圳从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城市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角色需随发展阶段动态演变：从要素驱动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投资驱动阶段的规模经济培育，再到创新驱动阶段的生态构建，这种角色的转变离不开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此外，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分析了政府如何通过消除创新恐惧、制定技术标准、资助研发和构建产业链等方式，有效引导市场力量，形成创新网络。深圳经验表明，当政府保持合理边界、目标一致且激励到位时，能与市场形成互补关系，显著降低创新风险，促进知识积累与产业协同。这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
陆铭;本文围绕AI时代是否会改变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包含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互补效应与收入效应,并由此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AI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不会走向去中心化,相反将进一步强化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大城市、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服务业将成为AI时代人类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人机协作能力、社交能力与城市生活经验将成为劳动者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AI时代中国城镇化进入的新阶段及其治理内涵,并指出中国当前同时存在服务业占比偏低与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双重不足,AI时代就业服务化将推动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政府治理的重点需要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土地开发与制造业扩张,转向人口吸纳、公共服务供给、数据开放协同与社会保障重构,这就要求政府对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应大力推进普惠性AI战略,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教育体系向人机协作能力培养转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动新一轮城市更新,以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治理体系。
政府管理机构如何才能高效运行?制度信任、独立性与使命感激励
达龙·阿西莫格鲁;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系统探讨了现代政府管理机构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面临的挑战。文章将政府管理机构视为现代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支柱”,涵盖中央银行、环境保护部门等，并将其统称为“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高效运作建立在广泛的“制度信任”基础之上。然而，当前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干预行为正在侵蚀这种信任，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构成威胁。对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强调以“使命感”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独立性”的重要性。在地方治理层面，本文深入探讨了联邦制下地方政府的激励缺失与治理碎片化问题。最后，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本文提出应重构监管框架，在放松过度管制与加强精准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以重塑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应对不确定性时代的各种挑战。
地区竞争与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
周黎安;围绕经济发展的地区竞争是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关键元素。在梳理和总结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地区竞争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及制度成因，指出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地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量。然后，本文探讨了地区竞争对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聚焦于三个独特影响：一是塑造了集公共性、竞争性与市场性于一身的地方政府；二是打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政府—市场关系；三是促成了地区增长联盟和政企之间基于政绩—业绩纽带的合作关系。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何产生、如何治理
马光荣;徐艾静;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国地方政府举债呈现出若干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地方债占比远超中央、显性与隐性债务并存、资金投向高度集中于投资性支出。这一格局内嵌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经济增长，形成于快速城市化的特定阶段，其根源在于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央地财政关系的非对称格局与地方官员的增长压力，构成了举债冲动的内生激励；独特的土地制度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实质性影响力，赋予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客观能力；而在内需持续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政策依托地方执行的“地方化”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向地方层面的累积。地方债务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依赖性。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债务融资的公共投资兼具短期稳定经济与长期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而随着基建投资边际回报递减、挤出效应累积及财政金融风险交织加深，其负向效应在当前发展阶段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管理框架，更关键的是要推动激励相容的制度重构。其核心在于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此构建长效机制。这不仅是当前中国财政治理的核心命题，也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
地方政府如何促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圳模式的演化
唐杰;围绕政府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有一种观点认为应该放手交给市场，另一种则认为政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但前提是政府的行为要有边界，要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且政府的激励要搞对。在改革开放以来深圳的技术和产业发展过程中，深圳市政府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深圳市政府如何在保持合理边界的情况下，通过设计正确的激励机制，从而与市场协同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深圳从无产业、无技术、无人才的城市崛起为全球创新中心的成功经验表明，政府角色需随发展阶段动态演变：从要素驱动阶段的基础设施建设，到投资驱动阶段的规模经济培育，再到创新驱动阶段的生态构建，这种角色的转变离不开合理的政府激励机制的设计。此外，本文以新能源汽车产业为例，分析了政府如何通过消除创新恐惧、制定技术标准、资助研发和构建产业链等方式，有效引导市场力量，形成创新网络。深圳经验表明，当政府保持合理边界、目标一致且激励到位时，能与市场形成互补关系，显著降低创新风险，促进知识积累与产业协同。这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何产生、如何治理
马光荣;徐艾静;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国地方政府举债呈现出若干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地方债占比远超中央、显性与隐性债务并存、资金投向高度集中于投资性支出。这一格局内嵌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经济增长，形成于快速城市化的特定阶段，其根源在于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央地财政关系的非对称格局与地方官员的增长压力，构成了举债冲动的内生激励；独特的土地制度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实质性影响力，赋予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客观能力；而在内需持续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政策依托地方执行的“地方化”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向地方层面的累积。地方债务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依赖性。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债务融资的公共投资兼具短期稳定经济与长期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而随着基建投资边际回报递减、挤出效应累积及财政金融风险交织加深，其负向效应在当前发展阶段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管理框架，更关键的是要推动激励相容的制度重构。其核心在于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此构建长效机制。这不仅是当前中国财政治理的核心命题，也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
地区竞争与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
周黎安;围绕经济发展的地区竞争是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关键元素。在梳理和总结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地区竞争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及制度成因，指出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地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量。然后，本文探讨了地区竞争对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聚焦于三个独特影响：一是塑造了集公共性、竞争性与市场性于一身的地方政府；二是打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政府—市场关系；三是促成了地区增长联盟和政企之间基于政绩—业绩纽带的合作关系。
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的案例
史晋川;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要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中温州、义乌、杭州等地的发展案例，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及发展空间战略转换中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与旧体制冲突下，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强调政府应全面正确地认识企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李稻葵;埃里克·马斯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新分支，旨在研究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以及驱动这些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系统分析和解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目的是推动改革，把政府的激励搞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政府的经济规模与经济职能大幅扩大。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工业革命前的10%左右上升到今天的35%左右。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其快速崛起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性。反观现有的各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简单假设政府的行为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认为政府是自利性行为主体从而必然出现政府失灵，均忽视了需要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概括总结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大理念，即：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行为是由其激励机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案例研究、理论推理、统计研究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希望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