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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
政府与市场经济学(Government and Economics)，是经济学的新分支，聚焦政府这一现代市场经济的直接参与者，研究其行为及背后的激励机制，旨在改善政府激励，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简而言之，把政府的激励搞对！
官员激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核心议题
李稻葵;<正>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研究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参与经济活动的行为及其机制的经济学分支。该学科具备较强的包容性,拥有外延与内核两个层面。先讲外延层面。外延主要涉及现代市场经济中政府发挥的作用及其各类行为,相关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传统实证类研究,立足现实,分析政府行为对市场经济发展的影响。本期哈佛大学曼昆的《美国财政与政府债务发展前景以及对中国的启示》和美国彼得森国际研究所经济学家拉迪的《中国政府社会支出扩张与居民消费提振》都属于此类研究。这类研究将政府行为纳入经济运行框架,推演未来可能呈现的发展格局。曼昆的文章分析研判了美国庞大的国债规模是否会引发重大危机,并对中国该如何应对国债相关问题提出了思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拉迪的文章则指出,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社会支出规模已经快速扩张,但居民消费尚未同步跟进并实现同等幅度的提升。第二类属于规范式研究,探讨理想状态下政府应当采取何种行为。本期陆铭的《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范子英的《服务于高质量发展的税制改革》、田利辉的《数智化时代政府重新定位:组织重构、风险治理与增长赋能》,以及冯明的《经济增长的“速度”与“宽度”——AI时代的生产力与消费力失衡及政府新职能》这一系列文章指向的问题包括:政府应当承担哪些职能?在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政府该如何施策?怎样通过税制改革助力高质量发展?如何让经济增长成果惠及更多民众,夯实经济发展基础,让社会总需求与社会生产水平趋向平衡?
中国的官员激励: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考察
张军;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视角，系统考察了中国基层政府官员激励体系的历史渊源、制度演变，尤其是其对现代经济发展的效应。中国大一统国家的治理传统形成了以政绩考核为核心的政府官员激励结构：中央将财政稳定、社会秩序等治理目标转化为可观测、可度量的绩效指标，并与政府官员晋升紧密挂钩。改革开放以后，这一激励传统的核心指标从“钱粮”“治安”转向经济增长，财政包干制、分税制改革与干部考核制度化共同塑造了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单任务激励机制。在此制度下，地方政府围绕经济增长展开“晋升锦标赛”,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土地引资和金融资源配置等方式推动地方经济发展，显著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制度支撑。然而，单任务激励也导致了公共服务和环境保护等领域投入不足的结构性偏向。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中国政府通过逐步引入环境、创新等多维指标，推动地方治理模式向多目标治理转型。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官员激励体系是大一统国家治理传统在现代经济增长条件下的制度延续，理解这一逻辑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具有启示作用。
美国财政与政府债务发展前景以及对中国的启示
尼可拉斯·格里高利·曼昆;当前，美国政府债务规模居高不下，且中长期预测显示其仍将持续扩张，这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外界对其可持续性的担忧。本文指出，尽管债务规模较大，但考虑到当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均以美元计价，加之美国拥有较高的历史信誉，且美国国债的安全资产属性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货币地位短期内缺乏可行的替代选项，市场仍然预期美国最终能够以非破坏性方式实现财政整顿。美国若要遏制债务进一步快速增长，维持中长期可持续性，需要拓宽税收来源，优化税制结构。本文继而从财政增收潜力、增长效应、征管效率、国际实践经验等方面分析指出，适时推行增值税，应是美国破解当前财政困境的核心改革选项。若要突破现行财政制度约束与政治阻力，推动增值税改革落地，美国还需要凝聚社会共识，统筹兼顾短期经济运行与代际公平目标，并借鉴成熟、专业的技术治理模式。本文最后探讨了美国债务问题对中国的借鉴意义，指出中国中央政府债务的可持续空间仍较为充足，在扩大政府社会性支出的前提下，现阶段可适度扩大发债规模。
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
陆铭;本文围绕AI时代是否会改变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包含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互补效应与收入效应，并由此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AI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不会走向去中心化，相反将进一步强化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大城市、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服务业将成为AI时代人类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人机协作能力、社交能力与城市生活经验将成为劳动者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AI时代中国城镇化进入的新阶段及其治理内涵，并指出中国当前同时存在服务业占比偏低与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双重不足，AI时代就业服务化将推动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政府治理的重点需要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土地开发与制造业扩张，转向人口吸纳、公共服务供给、数据开放协同与社会保障重构，这就要求政府对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应大力推进普惠性AI战略，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教育体系向人机协作能力培养转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动新一轮城市更新，以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治理体系。
中国社会支出扩张与居民消费提振
尼古拉斯·拉迪;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率，是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推动经济再平衡的关键。围绕社会安全网是否构成居民消费不足的核心约束，本文结合中国社会支出扩张、制度结构演变与居民消费占比变动的长期数据和事实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居民消费不足并非仅仅由社会安全网薄弱所致，其背后还受到劳动力市场变化、劳动报酬份额回升、金融抑制缓解以及制度分层调整等多重因素共同影响。2010年以来，中国社会保险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显著上升，社会支出总体水平已接近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与此同时，居民消费占比由长期下降转为回升，表明社会支出扩张对缓解预防性储蓄、支撑居民消费具有积极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中国社会支出体系在养老金、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社会救助等方面仍存在层级差异与结构失衡，制约了再分配功能和消费促进效应的进一步发挥。提高居民消费占比的重点，不在于短期刺激，而在于持续扩大社会支出规模，优化支出结构，提升制度公平性与统筹等级，稳定社会预期，以更高水平、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支撑消费扩张与经济转型。
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
陆铭;本文围绕AI时代是否会改变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包含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互补效应与收入效应,并由此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AI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不会走向去中心化,相反将进一步强化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大城市、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服务业将成为AI时代人类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人机协作能力、社交能力与城市生活经验将成为劳动者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AI时代中国城镇化进入的新阶段及其治理内涵,并指出中国当前同时存在服务业占比偏低与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双重不足,AI时代就业服务化将推动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政府治理的重点需要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土地开发与制造业扩张,转向人口吸纳、公共服务供给、数据开放协同与社会保障重构,这就要求政府对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应大力推进普惠性AI战略,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教育体系向人机协作能力培养转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动新一轮城市更新,以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治理体系。
什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李稻葵;埃里克·马斯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新分支，旨在研究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以及驱动这些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系统分析和解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目的是推动改革，把政府的激励搞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政府的经济规模与经济职能大幅扩大。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工业革命前的10%左右上升到今天的35%左右。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其快速崛起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性。反观现有的各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简单假设政府的行为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认为政府是自利性行为主体从而必然出现政府失灵，均忽视了需要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概括总结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大理念，即：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行为是由其激励机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案例研究、理论推理、统计研究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希望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发展。
人工智能时代政府应该做什么——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视角
菲利普·阿吉翁;人工智能是自动化技术的最新形式，正被逐步应用到生产和服务的各个领域。基于“熊彼特式增长范式”的机制，本文预测人工智能革命将像历史上的电力革命和信息技术革命一样，提升企业生产率，提高经济增长潜力。这轮技术革命也可能会带来熊彼特式增长困境，加剧收入不平等，给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环境带来重大冲击。因此，政府需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来应对这些冲击，包括实施鼓励创新和竞争的产业政策，改进教育体系，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调节收入再分配，以及进行多维度的国际合作。
赋能型政府理论与赋能型产业政策
黄先海;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已成为广泛共识，但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从理论上到实践上都有很多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认为，体现非价格扭曲性、非有偏选择性、非以邻为壑性(多边双边友好性)特征的政府对经济的介入，将有效赋能市场主体，促进创新和发展。与通行的选择性产业政策不同，赋能型产业政策通过中立、公平、普遍赋能，有效避免了前者存在的信息不对称和政府机构被俘获的问题，可以被称为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外的第三大宏观政策。该政策在中国不少地方已经有生动而丰富的实践，有效推动了技术、产业和模式创新，取得了积极的成效。
政府管理机构如何才能高效运行?制度信任、独立性与使命感激励
达龙·阿西莫格鲁;本文从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视角，系统探讨了现代政府管理机构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定位及其面临的挑战。文章将政府管理机构视为现代国家行政、立法、司法之外的“第四支柱”,涵盖中央银行、环境保护部门等，并将其统称为“行政国家”。“行政国家”的高效运作建立在广泛的“制度信任”基础之上。然而，当前民粹主义思潮和政治干预行为正在侵蚀这种信任，对政府管理机构的专业性和独立性构成威胁。对此，本文构建了一个系统分析框架，强调以“使命感”为核心的激励机制和制度“独立性”的重要性。在地方治理层面，本文深入探讨了联邦制下地方政府的激励缺失与治理碎片化问题。最后，针对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本文提出应重构监管框架，在放松过度管制与加强精准监管之间寻求平衡，以重塑国家治理能力，有效应对不确定性时代的各种挑战。
生产主义：新产业政策与全球经济治理新思维
丹尼·罗德里克;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多重困境：一方面，长期依赖市场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旧有发展模式导致一些国家产生就业不足、产业空心化与社会不平等等结构性矛盾；另一方面，主要经济体间围绕产业政策和技术竞争的摩擦不断升级，导致多边体制陷入信任危机与治理僵局。在这一背景下，本文提出以生产主义为核心的分析框架，强调通过政府与市场的协同作用推动产业能力建设和就业扩展。与传统新自由主义不同，生产主义并不将政府视为外部干预者，而是视其为参与和塑造市场、建立制度和协调社会目标的积极行动者。本文认为，生产主义逻辑不仅可以在国家内部推动实现经济升级与社会福利改善，同时还可以通过建立透明的政策解释机制与跨国协调程序，缓解产业外溢对全球经济秩序的冲击。生产主义为各国应对当前经济困境提供了新的政策理念，也为全球经济治理的重构提供了可行的制度路径。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为何产生、如何治理
马光荣;徐艾静;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持续扩张，是理解当代中国经济治理的重要议题。中国地方政府举债呈现出若干有别于西方国家的显著特征：债务规模持续扩张、地方债占比远超中央、显性与隐性债务并存、资金投向高度集中于投资性支出。这一格局内嵌于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深度参与甚至主导经济增长，形成于快速城市化的特定阶段，其根源在于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央地财政关系的非对称格局与地方官员的增长压力，构成了举债冲动的内生激励；独特的土地制度以及政府对金融资源的实质性影响力，赋予了地方政府大规模动员资金的客观能力；而在内需持续不足的宏观背景下，财政政策依托地方执行的“地方化”模式，进一步推动了债务向地方层面的累积。地方债务的经济影响具有显著的阶段依赖性。城市化快速推进阶段，债务融资的公共投资兼具短期稳定经济与长期促进增长的双重效应；而随着基建投资边际回报递减、挤出效应累积及财政金融风险交织加深，其负向效应在当前发展阶段日益凸显。从根本上化解地方债务问题，不仅需要完善“开前门、堵后门”的债务管理框架，更关键的是要推动激励相容的制度重构。其核心在于理顺央地财政关系、切实转变政府职能，以此构建长效机制。这不仅是当前中国财政治理的核心命题，也为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参照。
地区竞争与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
周黎安;围绕经济发展的地区竞争是中国过去四十余年改革开放进程中极具中国特色的关键元素。在梳理和总结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首先考察了中国地区竞争的历史演变、主要特点及制度成因，指出地方官员之间的晋升竞争与地方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是地区竞争的主要驱动力量。然后，本文探讨了地区竞争对中国特色的政经互动过程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并聚焦于三个独特影响：一是塑造了集公共性、竞争性与市场性于一身的地方政府；二是打造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市场”三位一体的政府—市场关系；三是促成了地区增长联盟和政企之间基于政绩—业绩纽带的合作关系。
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与政府的角色
陆铭;本文围绕AI时代是否会改变人口空间分布规律这一核心问题，系统分析人工智能对就业结构、人口流动与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本文认为，AI对就业的影响同时包含替代效应、创造效应、互补效应与收入效应，并由此推动就业结构向服务业转型。AI时代的人口空间分布不会走向去中心化，相反将进一步强化人口向沿海地区、向大城市、向中心城区集聚的趋势。服务业将成为AI时代人类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而人机协作能力、社交能力与城市生活经验将成为劳动者的核心能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讨论了AI时代中国城镇化进入的新阶段及其治理内涵，并指出中国当前同时存在服务业占比偏低与城镇化水平偏低的双重不足，AI时代就业服务化将推动中国进入城镇化新阶段。面对这一趋势，政府治理的重点需要从传统工业化阶段的土地开发与制造业扩张，转向人口吸纳、公共服务供给、数据开放协同与社会保障重构，这就要求政府对激励机制进行调整。应大力推进普惠性AI战略，加快流动人口市民化，推动教育体系向人机协作能力培养转型，完善适应灵活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并大力推动新一轮城市更新，以构建适应AI时代的新型城镇化治理体系。
地方政府如何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浙江的案例
史晋川;关于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一直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政府应该尽可能少地发挥作用，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政府可以对经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认为政府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积极而正面的作用，但前提是政府要确立以促进经济发展为目标的一整套激励机制。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正是这方面的典型样本。本文探讨了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通过“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理论分析框架，结合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经济发展中温州、义乌、杭州等地的发展案例，揭示了地方政府在推动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及发展空间战略转换中的作用。同时还分析了在新发展阶段，新技术与旧体制冲突下，地方政府面临的挑战，强调政府应全面正确地认识企业创新，以创新驱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什么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
李稻葵;埃里克·马斯金;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是经济学新分支，旨在研究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行为以及驱动这些行为的激励机制，从而系统分析和解释政府在现代市场经济中的作用，目的是推动改革，把政府的激励搞对，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为什么要研究政府与市场经济学?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政府的经济规模与经济职能大幅扩大。发达国家政府支出占GDP的比重从工业革命前的10%左右上升到今天的35%左右。更重要的是，世界主要市场经济体，包括美国、德国、日本、韩国与中国，在其快速崛起过程中，政府在推动经济快速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尤其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以来的伟大实践，更加突出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性。反观现有的各经济学研究领域，或者简单假设政府的行为目标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或者认为政府是自利性行为主体从而必然出现政府失灵，均忽视了需要把政府的激励搞对以便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本文概括总结了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三大理念，即：政府是现代市场经济极其重要的行为主体；政府行为是现代市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政府行为是由其激励机制所决定的。我们认为，案例研究、理论推理、统计研究是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重要研究方法。最后，我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研究课题，希望进一步推动政府与市场经济学的发展。
